即将迎来95岁华诞的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续中国知识分子数千年来从未断绝的深沉的家国情怀和“匡扶时政”的担当精神，秉持“厚中博外、知理践行、立德育才、济农泽业”的育人理念，遵循学科建设国际化、决策咨政本土化的思路，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理论研究成果和政策咨询报告，充分发挥着人文社科智囊和智库的作用。
截止目前，学院拥有3个省部级研究基地、7个校级研究机构、14个院级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不断探索建立人文学科特色的研究团队，先后获得过中国智库咨政建言“国策奖”，在发挥智库作用中成效显著，入选过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智库等，在社会上具有重要影响力。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展望未来，各研究机构将以“国之大者”为主攻方向抓好政策咨询研究，以高质量成果为导向更好服务中央决策，为服务国家战略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业已颁布，各研究机构结合研究特色撰写了相关分析，本专栏将陆续推出，以展现经管学院同仁的智慧与思考。
2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即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畜牧经济研究中心结合中心研究特色，对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进行了解读。
2022年一号文件聚焦乡村振兴，一脉相承。2017年，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开宗明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与以往一号文件相比，2022年一号文件“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突破常规将“2022年”放入标题，一是强调年度性，二是强调工作完成度——从诸多“工程”“项目”任务的明确表述中亦可窥见端倪。文件第一部分强调“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围绕粮、豆、油、菜等生产方面；第二部分强调现代农业生产要素中的耕地（良田）、良种、良机等资源要素投入；第三部分强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第四、五、六部分分别强调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发展是硬道理、建设需量力、治理多借力”，我们要特别注意乡村建设相关重点工作的描述与定位，突出的是因地制宜、分类实施；第七部分是政策保障体制机制；第八部分是加强党的领导。整体而言，聚焦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业、农村、农民”，极富系统性和针对性，突出了“真抓实干”。
畜牧业大有可为。2022年一号文件提出“稳定生猪生产长效性支持政策，稳定基础产能，防止生产大起大落。加快扩大牛羊肉和奶业生产，推进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试点示范。”简言之，就是“稳猪”“扩牛、羊、奶”“升草畜”。同时提出“大力推进种源等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全面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方案。”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畜牧业发展还有很大空间，从新品种培育、扩繁、育肥，到营养、疫病等各个方面，都需要突出科技引领，核心是突破种业“卡脖子”，探索全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集成攻关，寻求当家大畜种猪、牛、羊、鸡等与特色小畜种驴、马、驼、兔等的科学匹配、和谐发展之道，突破饲料粮短缺与草料失配困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畜牧业必将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社会化服务核心引领。2022年一号文件提出“聚焦关键薄弱环节和小农户，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支持农业服务公司、农民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层供销合作社等各类主体大力发展单环节、多环节、全程生产托管服务”。近年来，农业社会化服务逐步成长为新兴战略性大产业，探索出通过服务规模化实现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化，通过服务组织将现代农业发展优质资源要素有效导入农业农村，通过服务组织耕、种、防、收等环节的托管破解“谁来种地”“如何种好”的“世纪拷问”。但是也要正视和着力突破农业社会化服务在种植业与畜牧业、大宗作物与杂粮杂豆、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平原地区与丘陵山地、东部沿海与西部高原等的不平衡性，尤其要在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配套技术集成与机具研发等模式创新方面要下大力气。
2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发布，多次提到数字赋能农业农村，第（十）条：加快发展设施农业，推动水肥一体化、饲喂自动化、环境控制智能化等设施装备技术研发应用；第（二十四）条：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推进智慧农业发展，促进信息技术与农机农艺融合应用。加强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向乡村延伸覆盖。着眼解决实际问题，拓展农业农村大数据应用场景。加快推动数字乡村标准化建设，研究制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持续开展数字乡村试点。加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针对“加快数字化发展”作出全面部署，要求“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农业，实施数字乡村战略，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2021年12月12日，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强调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强化高质量数据要素供给，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创新数据要素开发利用机制；大力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全面深化重点行业、产业园区和集群数字化转型，培育转型支撑服务生态；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
乡村振兴是三农工作的抓手，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抓手，品牌强盛是产业兴旺的抓手，数智赋能是品牌建设的抓手。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畜牧业发展在“双循环”战略格局下正面临新的形势，需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速转型升级。
数字技术与畜牧业融合发展，畜牧全产业链正在被重塑，为畜牧产业发展模式和组织形态提供新的机会，从上游赋能畜牧生产，中游对于供应链的数字改造，再到下游产品销售的数字化搭建，农业产业互联网或将是产业互联网的新风口。“新农人”和农业领域数字化专业人才不断涌现，并在在农村电商、智慧场景应用等方面有更多的创新实践。
畜牧产业的数智化愿景：以智能传感器、区块链技术为依托，构建包括养殖环境感知、个体信息监测、养殖流程数据收集、物流运输和产品质量安全信息采集的畜牧产品全产业链信息非接触原位感知技术。围绕种畜禽监督
管理与遗传评估、饲料行业管理、畜禽生产监测预警、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产品交易流通等日常业务办理的电子化、高效化建立和完善畜牧业监测预警公共信息平台。
最终，我们希望构建基于数智化的大数据和区块链，形成农牧品牌生态体系：硬件设备、产业互联网系统构成了智能种养殖管理系统、（屠宰）加工系统、物流运输监管系统、园区管理系统和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智能溯源系统，最终构建出一个种养殖环境舒适、个体生长健康、管理精细高效、产品安全放心、各环节可追溯、消费者信任的生态体系。
近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到要发展牛羊产业，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提出“加快扩大牛羊肉生产”。农业农村部在2021年重点工作中首次提出实施“牛羊发展五年行动计划”。2021年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十四五”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2025年我国牛羊肉的自给率要达到85%的目标。中央对牛羊产业重视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我国牛羊肉供给偏紧，而我国牛羊产业发展存在多个制约因素，必须要采取有效对策大力发展牛羊产业。
我国牛羊肉供给偏紧。随着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我国城乡居民肉类消费结构进入升级阶段，牛羊肉消费量及占比增加。“十二五”以来，我国牛羊肉产量增速明显慢于消费量增速，牛羊肉进口量从2013年起急剧增加。2010年我国牛肉自给率为100%，羊肉自给率为98.9%,牛羊肉自给率为99.6%；而后快速下降，到2021年，我国牛肉自给率仅为75.0%，羊肉自给率为92.6%,牛羊肉自给率为81.6%。
我国牛羊产业发展存在五大制约因素，使得实现85%的目标自给率并非易事。一是生态和环境保护约束增强，二是母畜养殖积极性下降，三是牛羊养殖的规模化水平低，四是牛羊养殖户年龄普遍偏大且受教育程度偏低，五是牛羊产业扶持政策少。
促进我国牛羊产业稳定发展要有五大对策。一是要加大对牛羊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二是要提高农牧户的养殖技术水平，三是要大力推行“种养结合、家庭适度规模养殖模式”，四是要减缓养殖成本上升的压力，五是要大力发展牛羊养殖专业合作社，提高农牧户的组织化程度。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分类明确耕地用途，严格落实耕地利用优先序，耕地主要用于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为耕地保护利用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和抓手。把饲草料生产与棉、油、糖、蔬菜等的生产放到同等位置，既反映了我国饲草料严重短缺、影响下游草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严重现实，又反映了国家对于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美好生活追求的高度重视。
饲草可全株利用，比籽粒作物具有更高的土地产出效率；饲草与粮食作物耦合种植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培肥地力，实现“藏粮于地”。发展饲草产业是种植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饲草多耐寒、耐瘠，在中低产田种植饲草，既可增加其中的豆科植物可以改善土壤，有效减轻土壤板结，还能减少土地撂荒。豆科饲草种植可减少氮肥的使用、有效控制病虫害的发生。种植饲草还可防风固沙、涵养水源，改善生态环境。尤其是当前我国主要饲草供给严重依赖美国，增加饲草种植可有效提高我国的奶业安全。
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沙门氏菌病等养殖业疫病一直是制约我国尤其是生态脆弱区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实践表明，绿色养殖具有减少养殖业疫病发生的作用，在生态脆弱区，推广养殖户绿色生产、发展绿色养殖畜牧业对于该区域肉类食品安全，实现我国肉类食品安全和生态安全，推动现代畜牧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强调了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为应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对绿色畜牧肉类产品需求，政府不断加大绿色养殖的投资力度、实施绿色养殖补贴政策，鼓励养殖户采用现代绿色养殖技术，推动养殖业绿色发展。如何设置有效的政策，推动养殖户绿色生产与养殖户畜禽经济收益的平衡，同时实现养殖户绿色生产与减轻政府管理成本的均衡是新时代亟需解决的重点问题。
猪粮安天下，作为城乡居民不可或缺的重要“菜篮子”产品，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强调稳定生猪生产，提出“稳定生猪生产长效性支持政策，稳定基础产能，防止生产大起大落”。可见，“稳”字应成为未来生猪生产乃至整个市场发展的总基调。
一是稳生产。2021年生猪产能已恢复至正常年份水平，生猪供给保障能力稳步回升，未来猪肉产量目标将稳定在5500万吨左右，但关键要素对外依赖度高、外部不确定性强等风险挑战不容忽视。应进一步完善生猪产业支持政策体系，从种业创新、饲料粮供给保障、强化应对不确定性能力等方面接续发力补短板，夯实猪肉供给保障基础。
二是稳贸易。随着生猪生产加快恢复，猪肉进口出现回落但仍处相对高位，当前猪肉进口已由需求驱动更多向价差驱动转变，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足是关键动因。应科学看待猪肉进口，在把握好安全红线基础上，将国际市场纳入国内生猪供给安全保障战略一体谋划布局，推动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融发展新格局，不断巩固拓展国际供应链。
三是稳消费。非洲猪瘟疫情等致使城乡居民猪肉消费出现阶段性下滑，农村居民猪肉消费下滑幅度更大，城乡猪肉供应链分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等造成的分配不平衡问题亟待解决。应多方施策建立健全猪肉公平消费制度环境，确保遭遇重大突发事件时，城乡之间、群体之间猪肉消费可得性基本一致。同时助力丰富消费政策“工具箱”，发挥保供稳价需求侧作用。
四是稳价格。本轮疫情致使生猪市场价格历经史上最强“硬着陆”。归根结底，还是国内疫情防控和政策调控体系不健全，对重大动物疫情等应急处置能力不强，即使历经蓝耳病、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情，也难以在非洲猪瘟等另一轮疫情中做到“游刃有余”。应进一步完善疫情防控机制，健全监测预警制度，确保政策精准有效、价格有序运行。
据课题组研究，自1961年以来，我国畜禽粪污产生量年均增长0.95%，近年来粪污总量一直位居全球第一。巨大的畜禽粪污若不及时有效处理，将会对水土质量、食品安全以及人体健康等产生负面影响。
加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是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一直强调的重点工作之一。纵观历年中央一号文件，自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积极开展农业面源污染和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以来，畜禽粪污引致的生态环境问题逐渐引起广泛关注；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推进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优先序及方向，从规模养殖场着手、推进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又将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纳入进来；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细化工作任务，提出“大力推行高效生态循环的种养模式，加快畜禽粪便集中处理，推动规模化大型沼气健康发展”，并且以县为单位开展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试点；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现畜牧养殖大县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治理全覆盖”，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进入新阶段；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具体发展目标，要求基本完成大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设施建设；2021年和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虽然仅仅提出要“加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结合前期中央一号文件相关表述以及我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实际进展，这充分表明我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已经进入了成熟发展阶段，各项工作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我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由2017年的不足60%提高至2020年的76%，力争到2025年达到80%以上。但是，目前仍然存在种养主体分离、种养循环不畅等问题，稳定成熟的种养结合机制尚未形成，粪污还田利用水平较低。未来，我国将继续坚持科学化、精准化的原则，以就近就地科学还田利用为主攻方向，以构建农牧循环种养结合发展新格局为目标，持续高标准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推动肉类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牛羊肉需求量趋于增加。然而，国内牛肉和羊肉供应量多年维持在600-700万吨和400-500万吨，供需矛盾突出，贸易逆差加大。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加快扩大牛羊肉和奶业生产，保障‘菜篮子’产品供给”。结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推进肉牛肉羊生产发展五年行动方案》《“十四五”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规划》等文件精神，现阶段聚力推动我国牛羊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扩大基础产能。坚持量质并重，继续实施基础母畜扩群提质项目，稳步提升牛羊自给率；充分发挥北方农牧交错地区资源优势，适度推动牛羊生产“牧繁农育”；统筹南方草山草坡和农闲田资源，合理挖掘西南、中南、东南省区牛羊养殖潜力，多渠道拓展增产空间。
二是推动产业升级。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探索“种养加销”全链条模式，完善屠宰加工流通体系，提升产业化水平；健全牛羊市场交易机制，强化牛羊产业上下游主体联结，拓宽规模以下养殖户销售渠道，打通繁育-育肥、育肥-屠宰的流通堵点；加强牛羊养殖质量管控，推进兽用抗菌药减量使用，发挥地理标志与企业标志品牌效益。
三是推进种业振兴。实施牛羊遗传改良计划，加快推进畜禽遗传资源普查收集和本土资源保护；完善良种补贴政策，对农牧民购买优良肉牛冻精、良种公羊和公牦牛给予适当补贴；提升种业基地建设水平，建设一批肉牛肉羊国家核心育种场、种公畜站和扩繁基地。
四是提升技术水平。建设产学研融合示范平台，依托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构建产业技术联盟，围绕肉牛养殖薄弱环节和痛点问题开展关键技术的试验集成和试验示范；科学制定地方生产标准，推动牛羊养殖节本增效；做大做强农技协等技术服务组织，向养殖户开展技术培训服务，推动饲料配方、养殖管理、疾病防控等先进技术成果下沉基层。
五是创新产业组织。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完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合作经营、生产服务、订单农业等途径广泛带动农牧户参与牦牛全产业链条建设，形成发展程度高、经济效益好的高效模式；强化政策补贴和资金贷款力度，通过贴息、低息贷款等措施支持新型经营主体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
六是发展绿色养殖。统筹肉牛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大保护，因地制宜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引导农牧民科学利用草原，发展牛羊舍饲半舍饲养殖；积极推动农作物秸秆饲料化利用，开发利用新饲草资源；多途径处理牛羊养殖废弃物，支持牛羊养殖集聚区域发展粪污处理服务组织和服务机构，大力开展种养结合。
畜牧经济研究中心依托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从事畜牧经济研究的10余位专家，联合中国畜牧业协会、宁夏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工商大学等单位有关专家和部分业界精英，于2017年获批成立，中心主任王玉斌教授。
成立以来，中心聚焦畜牧经济等相关领域开展深入调查研究，咨政报告获中央领导和部委领导批示10件以上，在央视农业农村频道、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人民网、中国新闻网、农民日报、中国农网等媒体密集发声；深耕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研究，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10余项省部级项目，发表SCI、SSCI、CSSCI 检索高水平论文多篇，出版著作多部；广泛开展业务交流与咨询，受到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中国农学会、安徽省农业社会化服务联合会等表彰感谢。
中心主任王玉斌教授受聘中国畜牧业协会驴业分会副秘书长、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金丰公社研究院副院长等社会职务，获评第六届中国畜牧行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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