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畜牧业发展环节中，畜禽品种的选择、畜禽的饲养管理、环境卫生的控制等一系列标准化生产技术没有得到落实，也导致了畜牧业发展停滞不前的状态。
随着畜牧业生产范围的扩大及生产方式的改变，使得其污染程度已经非常严重，而我国对畜禽污染的治理水平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污染的防御及治理技术还没有得到全面地开发，导致畜牧区周边的空气、水流等被严重污染。
畜牧技术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畜牧经济的发展，而“推广”作为技术与生产的纽带可以将畜牧技术快速地转化为生产力。那么，提高现代畜牧技术的推广效果，可以从以下4点入手：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是衡量技术创新的三大指标，一项创新的推广技术能够改变现有的畜牧业生产方式，提高畜禽的生产效率，如畜禽的成活率、出肉率等。
任意一项畜牧技术的推广都要结合生产实际和市场的需求状况。技术的推广需要人力、物力以及资金的投入，超出客体能力范围的技术推广则很难实现。
推广目的的有效性表现为目的与目标一致，畜牧技术的推广目的指导目标的制定，目标的制定又服务于目的的实现。一般由政府职能机构推广的畜牧技术具有明确的目标和较强的目的性，推广的效果比较好。
畜牧技术的效果不仅仅受技术，还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例如市场状况、资源条件等，必须综合考虑，统筹安排，因此，畜牧技术的推广活动是个系统工程。
在挑选畜禽的品种时，应该从正规有保障的地方引进，这样可以提高畜禽的品种质量，降低畜禽的死亡率，使畜禽能够健康生长。
引进带有高科技设备的畜禽舍窝，使畜禽的生长环境得到改善，畜禽能够在舒适的环境中生长。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与寒冷的冬季，注意降温措施及保温措施。畜禽的生长环境得到了改善，畜禽的生产周期就会缩短，随之提高畜禽的生产能力。
学习畜禽的饲养方法，使用科学有效的畜禽饲养管理技术，采用优质健康的饲料，让畜禽更好更快地生长、产蛋，不断加强畜禽的质量。
在现代畜牧业的发展中，不仅要重视畜禽的生长，还要重视环境的发展。不能等环境已经出现问题之后才来考虑治理环境的方法，要通盘考虑环境的预防与治理问题，加大环境卫生预防方面的费用投入，从而在提升畜禽质量的同时改善周边的环境卫生。
对畜禽的饲养管理过程中，采用科学规范的生产管理方法。从疫病控制、卫生消毒等重要环节着手，促进畜禽在质与量上共同发展。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上不断创新，使新的养殖技术能够获得大家的认可。对养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全面细致地总结，及时做出调整找出解决办法。建立畜牧业的信息技术服务网站，针对畜禽饲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可以供大家进行讨论与交流，并在专家的帮助指导下将先进的畜牧技术应用到现实养殖过程中，促进标准化的生产技术得到广泛推广。
选取与农村居住区以及周边交通干线距离适中的位置作为畜牧小区，在布局上将生活区与生产区分开，污道与净道分开，并且配备污水处理的相关设备，确保将畜禽的饲养管理技术与卫生防疫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标准化的畜牧小区。推广标准化的畜牧小区，改变畜牧业的生产方式，可以促进畜牧业向规模化和产业化方向发展。
随着畜牧业的大规模发展，畜禽产生的粪污严重影响了周边的空气和河流，因此，推广污染治理技术是刻不容缓的事。
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提升畜禽饲料的转化率，减少氮、磷等恶臭气体的排放，从源头减少污染。有效分离污染物，采用干湿分离、粪尿分离、雨污分离等办法处理畜禽产生的粪污，尽量不给周边的环境带来影响。
推广使用沼气技术、干燥技术等先进的粪污处理技术，使污染物变废为宝，提高污染物的利用率，在解决环境污染的同时给附近的人们带来经济效益。
畜禽的粪便中含有丰富的可用微量元素，例如氮、磷、钾等，将其提炼出来可以制造有机、无机的复合肥，制成的肥料对农作物的生长有很大的好处。因此，加强提炼技术也是有待研究突破的一个关键之处。
以往畜牧业的发展只是注重畜牧技术的推广环节，忽视了对人才的培养。人力资源是发展的根本要素，合格的生产者方能生产出合格有效的产品。根据这一理念，应广泛推行畜牧兽医职业资格等制度，注重对畜牧业人才的培养。
草原畜牧业是以草原为基础，主要采取放牧的生产方式，利用草原牧草资源饲养家畜来获取产品，以草原畜牧业经济活动为主的经济类型[1]，是北方草原区的主要生产方式。多年来草原区的生态保护和生态恢复建设总体上没有摆脱“局部改善，总体恶化”的趋势，因此，全国90%以上的可利用天然草原有不同程度地退化、沙化、盐渍化、石漠化，北方草原家畜平均超载36%以上，草原生产能力不断下降，产草量下降[2，3]，相关的政策和措施没有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状况的恶化趋势，因此，反思草原畜牧业的理论体系和政策措施状况尤为迫切。
笔者初步将国内的草原管理的理论分为4类，即系统发展论、本土发展论、替展论和游牧发展论。
系统发展论是指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充分利用草原生态系统的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合理匹配草原生态系统各要素与系统外各要素，充分发挥各要素效益的理论。系统发展论以任继周的草原农业系统发展理论为代表[4]，任继周[5]提出的草原4个生产层理论和系统耦合理论，充分利用界面理论，实现了资源的优化和各个层次的发展。在任继周《河西走廊盐渍地的生物改良与优化生产模式》[6]和《河西走廊山地―绿洲―荒漠复合系统及其耦合》[7]著作中，系统发展论都有具体体现。
本土发展论是基于本土，本地的生产、生活和风俗传统，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的发展理论。本土发展论着重强调本土经验，对于当地发展不相适宜的策略持反对和抵制态度。本土发展论充分遵循草原畜牧业的发展规律，谨慎的对草原农业生态系统施加影响。持本土发展论的是以达林太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
达林太[8]认为制度安排不合理是造成内蒙古土地荒漠化的制度因素，农耕文化入侵是造成土地退化的文化根源。建立在以平衡生态系统为特征的美国草原基础之上的理论，不适合属于典型的非平衡草原生态系统的内蒙古草原。游牧变定居，牲畜行走距离增大，造成定居点周围牧道增多、重叠利用，同时定居点周边践踏严重，导致荒漠化向周边辐射。不合理的牧草引种导致物种入侵，排挤土著物种，破坏自然系统；引入改良的牲畜，由于采食和营养的不同，改变了当地草本的建群，使荒漠地带的灌木失去了草食性动物的抑制，灌木疯长导致土地退化。内蒙古的超载过牧，其实大部分属于非牧民（移民），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某些个人，实际上真正牧民的牲畜一直未达到适宜载畜量的上限。
王晓毅[9]认为草原承包到户是游牧停止、环境恶化的关键因素，人口和牲畜增加不是直接因素。一些地区的牧民搬迁了，但他们仍依靠牧区的资源，甚至消耗得更多。有些地方将最希望保护草原的牧民迁了出去，而腾出的空间转给了资本和外来的流动人口，并没有减轻对草原的使用，结果草原进一步缩小，受到更大破坏，严格执行休牧禁牧的政策不可能。依靠秸秆和购买的饲料将牲畜圈养，只能更多地榨取自然资源和资金（费草、费水、费药、费工、费油），牧民肯定赔钱。况且草原上的食草牲畜又不可能完全圈养，特别是春季，这个季节是牲畜最希望早点吃到青草的时候，所以夜牧、偷牧就成为必然。牧民偷牧使政府开始与牧民玩“猫与老鼠”的游戏，罚款成了基层管理部门不成文的常规收入。因此，休牧禁牧只是增加了放牧的成本，并没有减少放牧时间。草原土地承包后，牧民大面积开垦荒地，牧业向农业转型。刚开始，畜牧业的发展受益于开荒种地获得的资金和秸秆。但获取利益的代价是大面积草原被破坏，山坡地水土流失等。
替展论是改变牧区的生产方式或者让牧区休养生息，将牧区的生产转移到其他区域，实现牧区生产功能被替代，实现草原恢复的理论观点。替展论本质上是系统的大耦合，通过消耗系统之外的资源发展畜牧业，缓解草原区的饲草料短缺。替展论以张新时、许鹏为代表，是目前草原管理理论体系的另一个主流，主张将退化草原保护起来，建设人工草地，进行舍饲圈养或者将牲畜转移别处，实现草原的恢复和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张新时建议将牲畜赶下山来，在农区发展人工草地，实行舍饲圈养，让草原区恢复，而且要进行人工的干预和投入，加快草原区的恢复。建立产业化与集约化经营的现代人工草地畜牧业，实现草原的可持续发展[10-12]。许鹏[13，14]提出“生态置换”理论，建议将山区的牲畜迁到平原区，建立人工饲草料地，是山区退化草原恢复的策略。另外，蒋高明[15]还提出“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理论，此处将其归为替展论。他提出“以地养地”、“以自然力恢复”、“畜南下、禽北上”，将畜牧业移到农区，充分利用农区的秸秆发展畜牧业，在草原区放养鸡鸭鹅等家禽，减少草原区的破坏，充分利用草原区的草籽等优势，推进草原区的恢复。
游牧发展论认为要恢复草原，保持草原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全面恢复游牧，消灭游牧等于消灭游牧文化，就等于毁灭草原，文化荒漠化是草原荒漠化与沙尘暴的根源[16，17]。日本学者松原正毅认为“游牧和农业一样，是人类历史上很重要的生活类型之一”。在蒙古高原游牧民族选择游牧经济，是同大自然长期磨合的结果，也是人类向大自然学习的结果[18]。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不能只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待畜牧业和游牧民族，把他简单地视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经济转型和社会结构整合的单一对象，而要从文化多元性、人类可持续性的文明类型的高度去全面审视和阐述它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固有的内在结构系统和类型[19]。
综上，许鹏和张新时的草原恢复和重建策略本质上相同。任继周提出的“系统耦合”理论从根本上也是与许鹏和张新时的观点一致，归根结底是资源整合和开发新的资源，保护好已经破坏的资源。王晓毅[9]认为，“单纯的关注草原植被，忽视甚至依靠开采地下水恢复草原，结果只会对草原的生态带来更严重的问题”。因此，发展人工草地时，对地下水的破坏会对草原生态系统造成更深远的影响。所以，笔者更同意任继周的观点，因为它涉及草原生态畜牧业的各种因素，开拓了更广的草原畜牧业的发展路径。游牧发展论其实包含在本土发展论之内，由于游牧发展论的突出地位，以及历史上的长时间应用实践，所以才把它单独列出来。
2010年夏，中国科学院举行了“中国生态大讲堂2010年夏季焦点论坛”，其主题是“草原生态系统服务与草原管理政策”，论坛有两个核心观点：（1）现行的草原政策存在误区。论坛关注的议题包括草原管理的由上而下的草原政策、城市主导的草原政策、游牧的合理性、网围栏、走“敖特尔”、休牧禁牧的游击战、“牧户联营”、退牧还草项目、京津风沙源项目等。研究表明牧民对退牧还草和休/禁牧持抵触意见、并经常偷牧，牧民与基层官员达成了默契，致使这个政策难以落实。但根本上是因为这些政策和牧民的生产生活相脱节造成的。（2）游牧是一个顺天应时的生产方式，不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因此，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牧区的实际生产生活习惯，制定适合本地本土的政策。
目前我国有关草原区的重大战略型政策包括草原承包制、草畜平衡制度、定居舍饲、休牧禁牧轮牧、退牧还草制度、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政策等。总体上摒弃了落后的、古老的、粗放的游牧管理方式。
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目的是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明确草原权属，落实草原承包经营权，强化草原承包经营管理，规范草原承包经营权流转，充分调动广大农牧民保护和建设草原的积极性，转变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保障草原生态安全，实现草原资源永续利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20]。另外，草原承包经营制度的另一种存在形式――联户经营。目前，已在甘肃、内蒙古等多地实施，从一定程度上表明草原联产承包制度面临着新问题和新挑战[21]。
草畜平衡制度，根据区域内草原在一定时期提供的饲草饲料量，确定牲畜饲养量，实行草畜平衡。国务院要求农业部要尽快制定草原载畜量标准和草畜平衡管理办法，加强对草畜平衡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检查。省级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草畜平衡的组织落实和技术指导工作。县级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草畜平衡的具体管理工作，定期核定草原载畜量。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宣传，增强农牧民的生态保护意识，鼓励农牧民积极发展饲草饲料生产，改良牲畜品种，控制草原牲畜放养数量，逐步解决草原超载过牧问题，实现草畜动态平衡[21]。
为合理有效利用草原，在牧区推行草原划区轮牧；为保护牧草正常生长和繁殖，在春季牧草返青期和秋季牧草结实期实行季节性休牧；为恢复草原植被，在生态脆弱区和草原退化严重的地区实行围封禁牧。各地有计划、分步骤地组织实施划区轮牧、休牧和禁牧。地方各级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制定切实可行的划区轮牧、休牧和禁牧方案[21]。
从2011年起，中央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禁牧补助、草畜平衡奖励、牧民生产性补贴和绩效考核奖励等方面，支持内蒙古、新疆、、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和云南8个主要草原牧区省（ 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22]。“中国草地生态环境建设战略研究报告”认为现在的补贴政策是对的，但是是被动的[23]。
游牧发展论在目前被认为是落后、粗放的畜牧业发展理论，在目前政策中没有体现。本土发展论长期以来没有受到重视，近年来才有所重视，其标志就是973项目“中国西部牧草、乡土草遗传与选育的基础研究”的设立，这是本土发展论开始受到重视的起点。而替展论在实践中已经有所利用，许鹏的“生态置换”在新疆地区已开始逐渐落实；张新时[24，25]“建立六亿亩高产优质人工饲草基地”虽没有完全落实，但人工草地的建设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蒋高明的理论已有部分实践，诸如内蒙古草原兴发的“草原绿鸟鸡”，但在面上并没有实现；表明了国内草原畜牧业科学理论在政策中有部分体现，在实践中也有部分实行，但根本上来说，理论对政策的指导还相对较弱，并且存在明显的滞后性。
我国草原区的承包制强调提高牧民的生产积极性，是借鉴了农区的土地承包制，而农区的土地承包制是发端于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土地承包实践。将部分地区的实践提升为理论，然后在其他领域推广。4种草原畜牧业发展理论在承包制也有部分体现。
草原生态补偿制度是一种经济调控手段。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有能力来补偿牧民休牧禁牧造成的部分经济损失，从而促进草原恢复，改善草原环境，在本质上是政府拿钱购买生态服务。如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相当于牺牲草原区的生产换来城市的良好生态环境。
总体分析，本土发展论在目前的主流的草原管理和决策理论中体现不多，游牧发展论当前是被摒弃的，认为是落后的生产方式；系统发展论和替展论都有部分实行，诸如草原区人工草地的建设，网围栏的建设，休牧禁牧，可以说目前决策执行的基本是系统发展论和替展论的思想，本土发展论和游牧发展论被主流思想界认为是不适合现代化发展的落后思想和经营理念，不为主流科学界和实践重视。
目前有关草原区的重大战略型政策包括草原承包制（定居舍饲），休牧禁牧轮牧。摒弃了被认为落后的古老而传统的游牧制度，实行牧民定居，舍饲圈养的现代化草原畜牧业。实施草原承包制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实行以草原家庭承包为主的经营制，增强了广大农牧民保护和建设草原的主人翁意识，使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以发展生产为目的的承包制同时也带动了公地的破坏、牲畜数量的大量增加和草原的严重退化。
目前，我国的许多管理是以中央政府制定重大决策，地方因地制宜，制定相应的地方性行政法规为主。地方上制定管理措施灵活性大，受利益驱使导致政策不利于草原永续发展。从人才引进方面，引进的工业人才主要集中在能源、化工和矿产采选冶炼等破坏环境的工业领域[26]，而且某牧区的指导思想是“工业强旗”[27]，一半以上的GDP增速是靠工业发展，尤其是煤矿、矿藏开采和电力行业。“东乌旗工业强旗，优先发展矿产采选业、金属冶炼和煤电石油等支柱产业，将最大的牧区打造成内蒙古自治区3大有色金属冶炼基地之一”。锡林郭勒盟拥有内蒙古1/5的天然草地，众多的露天煤矿、化工厂和发电厂使得千里草原变成新型能源基地[28]。
另外，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经济学家的话语权高于科学家和社会学家，这种不平衡的话语权机制导致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可持续性。
政策执行过程中，措施不力，导致严重后果。在执行国家的草原管理方面，国家层面有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地方各省区也有各级草原监理中心，地方上因地方政策和经济发展需要，草原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被置于相对次要地位，着重发展工业，追求短期的高GDP，导致了草原破坏严重。如内蒙东乌旗造纸厂和开矿造成草原污染严重[29，30]，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地方政府开矿破坏草原，超量开采地下水[31]。内蒙古3次产业结构由2005年的15.1∶45.4∶39.5调整为2010年的9.5∶54.6∶35.9，总体上完成了由农牧业主导型向工业主导型的历史性转变[32]，也就表明了草原区历来以粗放的畜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变为了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制定政策缺少公众参与，不切合牧民的实际情况，基层部门冒进式发展。根据《新疆实施牧民定居工程规划》，新疆将在2011～2020年，实现16.93万户、76万多名牧民定居。为实现这一目标，新疆将加快“三个1000万亩”高标准饲草料生产基地建设，让定居牧民拥有充裕的生产资料，改变“人定畜不定”现象[33]。草原开垦和矿产资源的开发受益者是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而世代以游牧为生的牧民被排斥在开发利用资源之外，不但没有获益，反而因草原萎缩和环境恶化而受到损害[34]。
目前，我国在草原生态治理政策制定中还没有实现公民的有序参与，这是导致我国现有草原生态治理政策不能实现政策目标的一个主要原因。草原生态治理的主体是农牧民，面对日益严重的草原生态问题，我们不能忽视广大公民、特别是农牧民的作用，草原生态治理的好坏归根到底要看农牧民的行为和态度[35]。
我国的草原管理政策制定实际基于两个观点：超载过牧和草原退化。相对应采取了休牧禁牧、饲草地建设、棚圈建设、生态补偿等一系列措施。现行政策让草原区彻底放弃放牧以恢复和改变草原功能，由畜牧业改为家禽业是不可行的，在关注自然和经济的同时，必须实现持续发展。
“退牧还草”围栏封育，涉及到饲草料基地选址和建设、棚圈建设的问题不好解决；“退耕还草”涉及到退耕牧民如何转移，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问题；牧民定居下来之后，是否适应新生活及存定居牧民回流问题；“草畜平衡”中数量与草原的可持续发展呢。牲畜过牧是不是个伪命题[8]，过牧的本质问题及原因，是否存在农耕文化入侵游牧文化的状况这些问题都是在采取措施时需要考虑的。
牲畜数量的盲目增加，一方面是人口的大量增加所致，另外也是由于经济学上追求利润最大化所致。但目前现状表明上述问题是结果，而非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制度性的后果，草原退化也是制度性退化，制度性的问题不解决，问题会层出不穷。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36]认为，中国无法复制西方的现代化。西方基本是集约化的生产方式，对于中国的草原畜牧业是无法实行的，按照温铁军的思想，在中国实现草原畜牧业的现代化，根本上还是工业对牧业的掠夺，破坏了原本原生态的草原畜牧业。这与王晓毅等[9]的草原退化的恢复是城市建设导向的观点是相似。就是农牧区的发展是服从于城市的发展，而并不是真正基于农牧区而制定的政策。现在的生态补偿根本还是当初农牧区服从于城市工业化付出的补偿，而且只是偿还了一小部分。
另外，现在牧区的煤炭开采，过分强调经济发展，追求GDP，弱化了环境保护和畜牧业生产。2012年国务院批准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中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区域经济增速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均衡发展而言，西部确实需要“双高于”，但实现这一目标所面对的生态环境挑战，专家认为形势非常严峻[37]。为了西部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出发展经济的目标是正确的，但是为了达到西部与东部同时实现小康社会而加速西部地区的发展，在目前的国情和体制下则必然会出现盲目快上，过度发展工业，忽视基础性产业――西部的畜牧业发展的情况，从而仅仅实现了暂时的经济的改善，而破坏了西部的生态环境，失去了永续发展的基础。因此，一切发展都必须服从于自然发展规律，决策要充分考虑各方意见，提高决策的公众参与度。而且我们以往的政策是工业化导向，城市发展导向的牧区退化恢复策略，而不是牧区发展导向的。另外，一个错误导向就是农区政策入侵牧区，这两点必须改变，如果不改变，很难实现草原区的永续发展。
科学家和社会学家没有有效交流，甚至国家各部门之间也是各自为战。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大型国家级项目，涉及范围广，需要多部门联合参与，项目管理者和参与单位壁垒严重导致了草原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知识长期得不到更新[38]。Daniel Miller[39]提出游牧民族的本土知识及经验对中国西部草原牧场发展策略非常重要，这本身就是牧民对草原资源政策制定的贡献，只是现在被忽视了。
我国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各异，很难用一个理论来规范各区域的生产生活，笔者总结的4个草原区的发展理论――系统发展论、本土发展论、替展论和游牧发展论，对目前的不同层次上的决策起了指导性作用，但由于这些理论的完备性或接受性的差异，在决策和实践中起的作用差别很大，所以理论的深入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
目前，牧区政策是城市发展和工业化发展导向，农区政策和农区生产方式入侵牧区集合体，而非牧区发展本身导向的政策，如果要想使草原回归本原，必须充分了解草原区的发展规律和生产方式，实现草原共管，在此基础上，做出引导性政策。
基于以上考虑，提出未来草原畜牧业发展的10条建议：（1）根据现有的草原畜牧业理论完善、修改或者制定新的决策建议；（2）应该充分利用系统耦合，拓展饲草来源，减轻草原压力；（3）合理规划草原的休牧禁牧计划，使草原得到合理的休养生息，实现永续利用；（4）对草原恢复进行适度的影响，同时在水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发展人工草地；（5）加强乡土牧草的研究，审慎引入其他地区的牧草；审慎的利用现代生物技术进行牧草和畜种的改良和新畜种的引进；（6）实现草原区的多种经营，养禽和养畜相结合，增加收益，减轻草原压力；（7）停止一切不合理的，严重破坏草原的采矿企业；（8）加强政策制定过程的牧民参与度，实现草原共管；（9）加大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和旅游业等绿色产业的发展，将生态产品作为牧区另一经济增长点；（10）建立游牧特别区域，实践游牧恢复与当前政策草原恢复的比较，为草原更好的恢复和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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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畜牧业稳步发展，无论是畜禽的饲养量，还是畜牧业产品产量都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中国畜牧业在保障城乡食品价格稳定、促进农民增收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地方畜牧业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为促进现代畜牧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虽然畜牧业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在畜牧业发展中，也逐渐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总体来看，中国的畜牧业仍处在传统饲养方式与现代化养殖方式并存、传统养殖方式占支配地位的阶段。规模小、品种杂，人畜混居、散放散养、粗放经营。同时存在畜牧业投入不足、饲养环境和生产条件相对落后、重大动物疫病形势严峻等问题。具体表现在：
第一、环境污染严重。畜牧业对环境的污染包括粪便、污水、恶臭、噪声等，但主要是粪便污水处理利用不当对大气和土壤造成的污染。由于缺乏相应的环保措施和废物处理系统，粪便未经处理直接大批量的露天堆放，造成了对家畜和环境的污染。此外，恶臭成分对人和动物有刺激性和毒性。据调查畜牧场的恶臭污染占各种空气污染的首位，长时间吸入恶臭物质会改变神经内分泌代谢和免疫功能，使畜禽生产力下降，发病率和死亡率升高。由此可见，畜牧场自身环境的恶化和对周围环境造成的污染日益严重。
第二、畜产品质量问题突出。在传统养殖方式下，养殖户高度分散，难于管理，受利益驱动，部分养殖户会采用不恰当的饲养方法和手段，生产劣质甚至有毒的畜产品。前不久，“瘦肉精”、“牛肉膏”、“毒馒头”等事件，对居民的身体健康及消费心理造成了严重影响。
第三、疫病防控形势严峻。据全国畜禽疫病调查我国共有各类畜禽疫病上百种，近年来各种新的疫病层出不穷。由于大量的分散饲养，加之畜禽商品交易频繁，难以有效的防止交叉传染、控制动物疫病。畜禽疫病已成为影响我国畜牧发展的一大障碍，严重威胁畜牧业生产的健康发展。
第四、科技投入不足。产业的发展总是离不开投入。虽然近年来，各行各业加大了对畜牧产业的投入，但相对于其它产业来说，投入的比例是偏低的，尤其是科技投入不足。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往往偏重于养殖数量的增加，缺乏对一些科学技术的运用，所以畜禽商品质量差，甚至对消费者的健康造成危害。
众所周知的“瘦肉精”、“人造奶”、“牛肉膏”、“毒猪蹄”等畜产品安全事件给我国的食品安全和经济发展，特别是畜牧业发展带来了严峻考验，畜牧经济遭受严重打击。动物源性食品安全问题成为上至中央，下到普通百姓高度关注的民生焦点。而与此相对应的如何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保护生态环境等民生问题更成为舆论关注的社会焦点。
第五届中国畜牧科技论坛正是在这样错综复杂的背景下面召开。畜牧科技论坛已成为我国最具广泛影响力的现代畜牧科技信息交流、成果转化和经济合作发展的重要平台，并且逐步走向国际化。本届论坛主题确定为：畜产安全与民生。论坛期间，来自全国畜牧科技界的知名专家、学者和企业界的精英汇聚一堂，在理性、和谐的学术氛围中，紧紧围绕“畜产安全与民生”主题，深入研讨当前畜牧业发展所面临的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和节能减排等难题。各界人士积极探讨畜牧产业与食品安全的紧密联系，分析我国畜牧业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正视存在的问题，研究发展方向，提出振兴措施。
本届论坛不仅为现代畜牧业示范区建设和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还围绕当前畜牧业发展的热点和难点进行了深入剖析和研究，交流全国畜牧产业新成果，交流和传递了国内外畜牧科技前沿研发最新信息。本次论坛所取得的成果，为现代农牧业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对荣昌、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畜牧业发展必将大有裨益。
此次畜牧科技论坛在“十二五”计划开局之年召开，鲜明的主题，既符合现代畜牧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符合千家万户的民生需求，因此具有深远意义。由此可见，“十二五”时期，现代畜牧业发展既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又面对诸多的风险挑战。
一方面，我国畜牧业发展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是畜牧业扩量提质的关键转型期。随着国家强农惠农力度持续加大，畜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将进一步优化。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已经成为社会共识，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的快速发展，为加快畜牧业发展方式转变创造了良好条件。另一方面，我国畜牧业发展也面临着生产方式仍然落后、产品质量安全、资源紧缺、生态环境制约等诸多挑战。当前我国畜牧生产中，小规模低水平的散养方式仍占相当大的比重，严重制约了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制不健全，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基层兽医防疫队伍执业水平参差不齐，兽医系统培训平台和执业兽医体系尚未建立，难以履行《动物防疫法》赋予的职责任务。随着畜牧业加快发展，饲料粮需求速度将高于国内粮食预期增量，饲料资源紧缺将成为畜牧业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同时，规模养殖用地难、用工难、融资难等问题也对畜牧业发展形成严重制约。由于畜禽养殖污染处理成本偏高以及设施设备和技术力量的缺乏，部分畜禽养殖者粪污处理意识薄弱，畜禽养殖污染已经成为制约现代畜牧业发展的瓶颈。
畜牧业“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是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始终坚持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一条主线”，紧紧围绕保供给、保安全、保生态“三大任务”，着力构建畜禽标准化生产、畜禽牧草种业、现代饲草料产业、现代畜牧业服务、饲料和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草原生态保护支撑等“六大体系”。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坚持数量质量发展并重，加强农牧结合，坚持科技兴牧。
面对新形势，我国畜牧业未来发展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切实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高度出发，以总量平衡、结构优化、效益稳定、质量安全、资源节约和生态友好为目标，切实加大畜牧业发展方式转变力度，由此实现我国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推动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增长，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保型社会。
与游牧部落的无序牧养不同，在中央集权政府的组织下，官羊不仅仅可以用于满足朝堂上下各阶层大量肉食品消费，也能够像游牧民族一样充分利用边境人烟稀少地区的草场发展大量畜产资源，成为军队、服劳役民众的重要后勤保障。相比畜牧业史研究现状，官方牧羊活动的研究资料并不多。谢成侠在《中国养牛羊史》一书中的第十三章“封建制度下的养羊的组织措施”，可视为中国整个历史时期官羊养殖研究的初探。[1]下面分阶段对明代以前官羊活动予以论述：
秦汉以及之前时代的官方牧羊资料无明确文献可证。《周礼》中的《夏官》篇中有“羊人”一职，主管羊只供给，《天官》篇中则另有“牧人”一职主管“六畜”牧养。这些职位的设置至少提示了官方牧羊的原始存在。而且当时“大夫无故不杀羊”，有学者推测这是由于当时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羊只保有量都不高才采取的措施，所以当时官方牧羊业应该仅维持在一个基本满足需求的状态。[2]秦代资料较少，可是在《睡虎地秦简》中有不少关于公牧马牛、牛羊课的牧政史料，起码可以说明相关牧政已得到朝堂重视。[3]
汉代汉景帝时期，创立了三十六所官营牧师苑，开启官方牧马活动先河，其中“牛羊无数，以给牺牲”，[4]顺便奠定了官方牧羊的基础。汉代牧羊活动虽然活跃，还首次涌现出了私人牧羊专家卜式，汉武帝曾特意邀请他在上林苑中牧羊，并最终成为优秀政治人才。上林苑有皇帝私有牧场性质，不过其中的羊只视为官羊的一部分也不为过。汉代在边防线上掠获匈奴牧养的羊只无数，也有牧养牲畜规模上万的牧场存在，可是依旧缺乏可资证明存在大规模官方牧羊活动的直接证据。
自匈奴部族在两汉时期不断归附开始，北方少数民族已经经历了长时间了封建化与汉化，但是畜牧习惯依旧得到顽强保留。魏晋时期，在以养马为主的太仆寺下设有典牧都尉，又附设有羊牧丞专管羊牧。[5]考虑到制度沿革，不排除为汉代遗制的可能。[6]在五胡内迁开始之后，大量民族政权建立，也建立了不少官营牧场。后秦姚兴便有自己的官营牧羊场。[7]
北魏时期一统北方，设置了河西牧场，牛羊出产无数，成为早期国家财富积累的主要来源。晚期则由于牧场相继被其他民族侵占，官牧进入衰落期。[8]北齐继承北魏制度，又有所发展，太仆寺下设司羊署，并分设特羊局和■羊局，派专官负责。北周则在改制中仿《周礼》中的“羊人”一职设立了“典羊中士”，主管羊牧事宜。
到了隋朝，司羊署与司牛署合并为牛羊署，不止如此，以陇右为首的诸牧监，包括同州的沙苑监普遍下设专官“羊牧尉”二员统帅羊牧。
牛羊署则在唐朝改称典牧署，继承隋代各牧监的牧羊任务，还负责收纳地方群牧所送来的羊犊，规定“羊二十给丁一人”。[9]在《唐律疏议》中的《厩牧令》中还专门对牧羊的死耗孳生标准作了规定，制度管理相当健全，在开元天宝年间，陇右监牧羊羊只数量曾在二十万左右徘徊，最高曾达到六十万之巨。[10]在敦煌一地，曾有当地归义军政权设置羊司专职牧羊，留存下不少局部地区的官羊管理史料。[11]
北宋官营牧羊业取得了重大发展。宋朝立国之初便设立了牛羊司，设有巡羊使臣、巡羊员僚、巡羊十将等官员，还有负责管理饲养的牧羊群头、牧子等吏人，牛羊司在宋真宗时期曾达到每年“栈羊三万三千口”的规模。[12]由于在对北方民族政权作战中丧失了大量牧场，其朝堂消耗的不少羊只便通过和市榷场获得。虽然在山西、陕西等地也建立了不少官营牧场，却由于经营不善，朝廷用羊主要还是从民间征购。
北方游牧民族相继建立辽、金、元等封建化中央集权政权之后，在以部落方式承担的畜牧任务之外正式出现了官营畜牧机构，加剧了各民族政权的封建化。辽金时期的官营牧业机构均为群牧所。在金代，群牧所最多曾达到12个以上，相关制度也较为完善，在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羊只数量曾达到八十七万只。在蒙古军南下之后，这一成绩才不复存在。[13]元代承金制初设群牧所，后又演变为太仆寺。元代疆域辽阔，因此建立了不少前所未有的大型国有牧场，以皇帝和大斡耳朵的名义建立了“十四道牧地”，配合中央畜牧管理机构的逐步健全和政令的完善，虽无具体数字可资考证，学界依然公认元代官营牧羊业达到了古代中国最鼎盛状态。[14]元末起义军与元军的对抗中，元军溃退时大量的羊只遗存也为明代官羊的早期储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明代以前，官方对羊只的需求奠定了官方牧羊活动的基础，同时也与北方游牧民族内迁与政权建设以及饮食习惯的影响息息相关，基本形成中原汉文化区政府对羊肉文化的默认与接收。顺带交代一下羊只品种的问题。大体来说，古代中国北方主要放养绵羊，而在南方则以山羊为主，明代以前也不例外。[15]在北方，多毛而温驯的绵羊不仅提供肉食，也提供丰富的皮毛原料。也正因为这一身毛皮，反而不适宜在南方多雨、灌木丛生的丘陵地区大规模孳养。山羊分布地域要比绵羊广阔，南北皆有，加以羊毛短直的特点适宜南方生存环境的独特优势，使它们成为了南方肉用品的常客，也成了毛笔用毛的主要材料。
[1][6][15]谢成侠编著：《中国养牛羊史》[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第164页、第143页。
[2]周占琴、武和平、陈小强：《论我国汉唐时期的养羊业》[J].《农业考古》，2009年第1期。
[3]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第87页。
[5][7]《晋书》卷24《职官表》;卷117《姚兴载记上》，“（姚）兴大阅，自杜邮至于羊牧”，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10]贾志刚：《唐代羊业研究》[J].《中国农史》，2001年第1期。
[11]张亚萍：《晚唐五代归义军牧羊业管理机构―羊司》[J]，《教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
[12]张显运：《北宋官营牧羊业初探》[J].《辽宁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13]乔幼梅：《金代的畜牧业》[J].《山东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游牧文明”作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而在我国是在80年代才引起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自1999年以来，内蒙古的经济学家、生态学家、蒙古学专家就“草原游牧文明”这一论题，从不同学科的角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蒙古民族的游牧，可推溯到公元12世纪蒙古高原游牧部落“有毛毡帐裙的百姓”中，畜牧业是其主要经济部门，饲养马、牛、绵羊、山羊及骆驼，生产方式是逐水草而游牧，与草原生态环境和谐依存。这种游牧活动不是无轨道的放荡生活，而是遵循着自然规律而进行的周期性、循环性的科学运动。如此长期的移动游牧，有意识地保护着赖以生存的草原生态环境。
有学者认为：蒙古高原草原的游牧文明，自孕育、形成到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北方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文明，而且数千年经久不衰，究其原因，一是作为游牧文明根基的游牧经济生产持续不断，二是适应这种草原生态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传承不断，并和中华民族整体文明紧密相连。刘钟龄教授认为：草原生态文明是草原游牧文明的精髓。草原游牧文明中孕育着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正是这种游牧文明与草原生态和谐统一，才使得草原游牧文化具有数千年的历史持续力。
在产业革命以前，世界上只有两种文明形态，即“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由于两者都有着各自难以改变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因此在长期的对抗和交流中各自得到发展。北方草原干旱、半干旱的气候条件和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一般不宜大面积、大规模地发展农耕业。
然而，一方面，随着草原牧区农耕人口不断迁入以及迫于人口压力、政府政策导向的失误，往往导致对草原的过度开垦，从而造成北方草原沙化、退化的日益加剧；另一方面，随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游牧文明正面临着农耕文明和经济全球化的双重夹击，草原游牧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逐渐被同化、游牧文明日趋淡化的趋势或现象。如何在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同时，传承和发展草原文化、弘扬游牧生态文明，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研究论题。
满都夫在《蒙古游牧文明与生态经济哲学思考》一文中，对传统农业和工业文明进行反思后指出: 那些“工业文明”论者和“小农经济”论者们，既缺少对游牧文明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的理解，亦缺乏对生态经济思想的认识，更没有意识到农业生产方式并不是放置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盲目发展不仅会日益削减了天然畜牧业基地，甚至会加剧草原退化，使它变成了沙尘暴的发源地。满都夫认为：游牧文明有其先进的可持续发展的一面，主要表现在游牧劳动和生活方式是一种对自然生态环境保持和谐统一，是适合生态规律的、科学的、合理的可以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形态。当然这种传统的大游牧业也有它“落后的”“不完善”的一面，但是可以在保留其游牧形式的基础上，继承游牧轮放制，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改造并使其游牧劳动与生活的物质条件现代化。一方面在生活形式上实行定居和游牧的结合；另一方面在水草丰美的地方适度发展圈栏畜牧业，作为饲草料基地，而在缺水草原，实行季度轮牧、打机井解决人畜引水问题，从而创造一个现代化的草原大游牧业，这是传统游牧业向现代化游牧业转变的必然选择。
孛・吉尔格勒在有关“城市与游牧文明”这一论题的探讨中，首先重新审视了西方文明理念中固有的唯有城市才会有文明的狭隘历史观念；其次对西方学者有关城市的界定提出质疑，每个族群为了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地带，都创造自己独特的文明类型。如中亚的游牧民族所创造的 “古列延”组织形式―――即巴丹吉林曼德拉敖包图岩画中的有游牧文明的流动性城市。
由于游牧社会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使商贸交往经常被外界阻断，频繁的军事征战促使这些城市要么被弃置、要么被毁坏、要么自行消亡，并没有成为游牧民族城市而居的传统习惯，也没有改变游牧文明的内容结构和流动性的社会形态。他撰写的《城市化和蒙古族传统游牧文明的变迁》一文，就蒙古族人口的城市化与传统游牧文明变迁的问题，从六个方面进行探讨，包括蒙古族人口的职业结构与城市中社区分布、居住的关系；城市蒙古民族的双语教育与蒙语的使用情况；城市蒙古人的民族特征和文化特征的表现；城市蒙古人的族群认同意识；蒙古音乐歌曲对城市民族关系的影响；蒙古传统建筑风格和装饰艺术在城市中的体现。
有学者认为：游牧民族的生态观与汉文化的生态观，虽然同属于东方自然人文主义，但更独具特色。游牧蒙古人的生态观是在蒙古高原严酷的自然条件下，由历代蒙古政权组织的游牧业生产，并经萨满教、藏传佛教的强化，长期日积月累逐步形成的。这是一种大生态观，从宇宙看人类，认为天父地母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天地人是统一的整体。人类应诚实地善待自然，从不拘泥微观生态系统的眼前利益，并具有整体配套、全民性和保护重于建设等特点。
蒙古人的生态观，在人类历史发展上发挥了重大作用。草原是中国北方的生态屏障，由于草原植被的繁茂，控制风沙、保持水土，使生态灾害很难发生，在提供物质财富的同时，保护着草原带以南广大地域的生态安全，这是蒙古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蒙古族的生态观还认为社会对人要有约束，从较高的层次上对宇宙自然的描述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予以认识，通过观念伦理、法律法规、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的多种手段，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观，进行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游牧文明的生态观是保护第一，保护重于建设，这与农耕文明的生态观恰好相反。其实，保护才是最简便、最节省、最科学的建设，只要减少甚至停止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扰，不投入资金、设备和人力，依靠生物群落自我修补功能，即使退化的系统，也能恢复。
传统游牧文明的基本产权特征，是草牧场公共使用或部落使用制度，商品交换相对封闭，产品单一，缺乏创新。而作为游牧经济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草牧场，由于没有明确的产权界定，导致对草牧场的掠夺式地开发利用。按照环境经济学理论，产权明晰、产权交易是外部性问题内部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只要外部性的制造者和受害者之间不存在交易成本，只要其中一方拥有永久产权（不管何方），将会实现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这就意味着，只要明确界定产权，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交易行为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外部经济问题，这也是现代经济制度所要求的。游牧文明的特点决定了草牧场利用的面积和范围必须具备较大的规模，因此建立草牧场股份体制或某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制度，有利于规模经济和轮牧制度的实施和草牧场产权制度的完善。
额尔敦扎布在其《生态恶化的制度原因》一文中明确指出，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低效率的制度安排，因此，改善生态、保护环境必须进行制度创新，除了要清晰产权外，还要使土地使用期限长期固定，同时要建立、完善草原使用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从中国北方牧区的现实情况来看，全面、系统地研究游牧文明将有助于弘扬和发展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有助于深化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我国草原牧区在近几十年内，人口剧增，畜牧数量成倍增长，游牧向定居的转变也逐步加快，从而出现对草原环境保护不利，草原利用不合理、草原牧区人口和经济增长同环境、资源不相协调的局面。此外，滥伐乱垦、超载过牧现象的加剧，加速了草原大面积退化、荒漠化及草地生态恶化趋势，从而给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隐患。刘书润认为：游牧是草原牧草、人、畜最佳的双向选择；只有游牧才能保障草场较轻的均匀利用和均匀施肥，只有游牧才能保障草场、牲畜和人类的健康；游牧是草原畜牧业最经济、最高效的利用方式。
卫星通信技术的发展将彻底解放原始的自给自足的游牧生活方式，改变游牧民族信息闭塞、科学教育文化落后的状态。卫星遥感技术的应用，可以精确地确定草牧场资源利用的程度、自然灾害的分布情况并预测天气变化，为选择合理的游牧路线提供依据。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可以大大缩短游牧时间，保证游牧过程的安全和舒适。新能源（风能、太阳能）的利用不但经济实惠，而且坚持了游牧文明中追求人和自然和谐的理念，将游牧民族带到现代文明。
现代生物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植物能向动物能量的转化和天然牧草营养向动物产品的转化过程。此外，如果能将传统的畜产品加工技术、工艺与现代生物工程有效地组合，则有可能以低成本、无污染、品味或品质独特的天然有机畜产品的优势进入国际市场，获得丰厚的利润。
暴庆五在《游牧文明的反思》一文中，系统地阐明了游牧文明对中国历史的贡献：
第一，输出畜力，在历史上推动农业上一个新台阶。牧区的大量牲畜流入中原，使农业区原以人为动力变成以畜力为动力，大大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第二，促进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蒙古游牧政权以及军队、商队把中国的四大发明及东方文明带到欧洲，也把欧洲文明成果带到亚洲。第三，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游牧文化。游牧人在利用天然草场的同时，自觉地保护草原植被、森林、水源、野生动物，形成牢固的生态观念，丰富的生态习俗，铁面的生态法制，汇成了丰富多彩的生态文化。 第四，缓解我国人口压力。与农耕文明“重男轻女”和“多子多福”的生育观相反，游牧文明是靠天然草场的牧草进行季节轮回循环利用，因此，物化劳动投入少，活劳动投入多。活劳动投入主要是放牧，而放牧与农活相比较大多是轻微劳动，妇女、少年、老人都能干。另外，游牧民的收入主要来自畜群，畜群数量的增减依靠天然草场面积的大小和雨水的多寡，而不是靠子女的多少。正是游牧业的生产特点和游牧文明的生育观，形成了自我控制人口规模增殖的内在机制。可以说，游牧民族为减轻我国人口负担做出巨大贡献。
内蒙古师范大学政治经济系包玉山教授于2003年8月出版了一部名为《内蒙古草原畜牧业的历史与未来》的专著，这是作者十几年潜心研究的精慎之作，也是畜牧业经济学研究的一部力作。因为：
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本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两大主要文明形态。在中亚和北亚等地区游牧文明先于农耕文明，而在西南亚则相反。恩格斯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断言：“在东大陆，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是从驯养供给乳和肉的动物开始的，而植物的种植，这里在这一时期似乎很久还不知道。……十分可能，谷物的种植在这里首先由牲畜饲料的需要所引起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成为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在东方各国历史上，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相互抗衡、相互共生30多个世纪，构成其社会经济史的主要内容。由于种种原因，游牧人的历史一般靠农耕人的记载而流传后世，而农耕人的记述往往厚己薄人，使后人对游牧文明产生诸多误解，甚至错觉。这种情况甚至连希罗多德和司马迁的著述都在所难免。近现代人中的游牧落后论、原始论、废除论、消失论等，或许与之有关吧。如果没有闪米特人、雅利安人、阿尔泰语系游牧人，东西方之间的交往至少在前工业社会时期是不大可能的。作者在导论部分中，通过对草原畜牧业地位和作用的研究，指出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和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可持续性，并提出可持续发展应该成为历史进步和发展的经济伦理标准的观点，做出了匡正旧说之贡献。
草畜矛盾是游牧畜牧业乃至草原畜牧业的基本矛盾。草原是能量的生产者、供给者，畜群是能量的消费者、需求者。供求矛盾分析，是历代经济学家分析经济问题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对游牧畜牧业的研究也不例外。其实，层出不穷的游牧民族内部纷争和他们所发动的接连不断的对外扩张战争之因，均可以用这种草畜矛盾去说明和解释。以往的一些史学家，把游牧民族描述为武力、暴力的象征。这表明，他们并不懂得马克思的一句至理名言：“暴力本身是个经济力量”之深刻涵义。游牧畜牧业基本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争夺草场的战争、通商的要求，就会随之而来。本书第一部分即草原畜牧业的矛盾和特征部分，深刻地分析了游牧畜牧业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形式，指出游牧民族的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他们注意保持人、草、畜三者之间的协调均衡，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用现代人的语言来讲，游牧畜牧业有其可持续发展的合理内核，“应天论”始终在游牧人思想观念中占统治地位。这可以从他们的宗教、习惯法、成文法中得到根据。“胜天论”者则视草原畜牧业为靠天养畜。如果我们把草原畜牧业的“靠天性”理解为顺应自然规律的一种行为的话，胜天论者之上述观点和批评就很难站得住脚了。本书精研一理之价值就在于此，独抒己见的分量也在于此。
畜牧业是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发展畜牧业对保障国家食物安全、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新疆认真贯彻党和国家关于畜牧业发展各项方针政策，畜牧业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畜产品产量和质量显著提高，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同步增长，逐步成为新疆农业经济的支柱产业，畜牧业在大农业中的主体地位初步形成。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产业化水平和城乡居民消费需求高档绿色环保要求的提高，传统畜牧业的发展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从增强竞争能力的角度看，由于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实质上是农业现代化水平的竞争，谁的单位成本低，质量安全水平高，谁就在竞争中拥有优势。目前，发达国家更多地运用技术壁垒限制我国畜禽产品的出口，日本、欧盟对进口猪肉的检测指标已从过去的 25 个大幅增加到 410 个，一些新兴生猪生产国家和地区也悄然崛起，与我们争夺市场份额。从满足城乡居民对畜产品绿色环保健康安全要求的角度看，近年来我国各地不断发生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猪高致病性蓝耳病”、猪链球菌病、口蹄疫等烈性传染病及奶制品、鸡蛋等畜产品三聚氰胺含量超标，不仅对养殖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和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威胁着人类健康，成为我国实现畜牧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发展现代畜牧业，提高畜牧生产的现代化程度和畜禽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便成当务之急。
新疆是我国的主要牧区之一，也是我国畜产品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十一五”以来，兵团畜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各项畜牧业生产指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传统的小农经济的粗放、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有了较大的改变，团场畜牧业发展迅速，畜产品结构调整力度加大，生产实用技术得到广泛推广应用，畜牧业已经成为兵团农业的主要产业之一，并呈现出现代畜牧业的一些基本特征。但面对入世和畜产品市场以及需求变化的新形势，兵团畜牧产业发展的规模、速度和结构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国际国内市场变化不相适应的矛盾仍表现突出，畜牧业对团场经济和职工收入的贡献率与发达省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十二五”期间，兵团提出继续调整优化各畜种优势区域布局，依靠乳业集团和肉制品加工集团，大力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基地建设，完善畜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保障措施，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产业。到2015年，主要畜产品产量和畜牧业产值较“十一五”末实现倍增，总体规模养殖水平达到50%以上，畜禽良种化率达到90%以上，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20%。到2020年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30%。
但是目前团场对现代畜牧业认识还处在逐步深化的过程中，畜牧业发展战略问题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关于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概念、内涵、特征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和完整的概念体系。如何结合兵团和团场实际，推进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建设，加强畜牧业龙头加工企业建设，加强畜禽良种建设，进行草原生态保护建设，把生态保护、团场发展和职工增收结合起来。在当前兵团农业现代化发展及农产品的价格低迷，劳动用工及成本上涨，农业发展已处在一个发展瓶颈，难以提高单产的情况下，推进畜牧业发展，实现经济的高效、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从而实现团场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因此，针对团场畜牧业发展战略这一关键命题开展深入研究，对实现兵团畜牧业倍增的目标，优化畜牧业管理决策和宏观调控十分必要，同时对促进兵团现代畜牧业的发展也有着重 三牛招商主管要的现实意义。
研究目的。为兵团和团场决策、制定政策促进畜牧业提供参考价值。在掌握大量团场畜牧业现状资料基础上，选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方法，提出团场畜牧业发展的有关战略构想和建议。构想和建议都是根据团场畜牧业的发展条件、地方特色和优势提出有针对性的观点，如团场畜牧产业生产要素升级战略中如何促使高级生产要素不断升级和加大专业要素促进团场畜牧业结构发生变化都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和建议，为兵团和团场进行展战略决策提供一个参考模式。
理论意义。针对团场畜牧业发展战略研究，运用一般战略理论来构架文章的体系，同时结合产业的特点，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特别是竞争优势理论，把团场畜牧产业发展战略作为构建团场畜牧产业竞争优势来进行研究，使文章在理论体系上和以往研究发展战略上有新的角度和视野，作为理论上的尝试，为产业发展战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模式。
现实意义全面系统地认识团场畜牧业的现状和发展。对团场畜牧业的基本状况与全国和全疆水平的比较，团场畜牧业发展条件都作了比较详实的介绍，并区别不同畜种分别作了系统阐述，对团场畜牧业情况多个角度作了分析，对全面掌握兵团团场畜牧业的状况和发展有着较大的帮助。
本文以第五师八十四团为例，结合兵团实际情况，分析了畜牧业发展现状，针对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同时，通过对畜牧业发展战略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加深对于畜牧业发展特点的了解;另一方面，提出具体的发展畜牧业的措施和建议，可以作为指导畜牧业生产的措施和方式。本研究拟通过对出兵团畜牧业发展中存在的瓶颈，兵团畜牧业自身的后发优势或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调查，分析兵团畜牧业发展中的前向联系、旁侧联系以及后向联系及兵团畜牧业发展中的后发优势的分析对比，结合兵团畜牧业自身的特点与优势，寻找制约兵团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找出兵团畜牧业后续发展中应具备的能力和基础。找出兵团畜牧业发展中应遵循的原则，提出保障兵团畜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解决兵团畜牧业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选择。
畜牧公司距离博乐市较近，交通便利，地域广阔，温度及草场环境优良，为牛羊养殖基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与怪石峪风景点相邻，是旅游度假的好地方。占地250亩，现有圈舍54栋（计划2014年新建圈舍15座左右）总面积7074平方米，饲草料库1栋，总面积418.5平方米，堆草场2000平方米，配套有兽医室、配种间、饲料粉碎设备等。
有天然草场总面积80.41万亩，其中：平原荒漠草场和平原荒漠草甸草场（春秋草场）38万亩;山地草甸草场（夏草场）7.4万亩;山地荒漠草场和山地草原草场（冬草场）35.01万亩。苜蓿饲草地14200亩，以及大量的玉米秸秆、青贮、小麦秸秆为养牛羊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牧户225户，从牧总人口892人，从事牧业劳动力人口541人，从事牧业的少数民族职工117人，全部分布在团场58公里的边境线上，肩负着牧业生产和护边的双重职责。
天然放牧养殖基地：以畜牧公司为中心，发展优质畜牧业养殖基地，进行牛、羊养殖产业化、规模化、建成独特的优质牛羊基地。
规划引导畜禽养殖向优势产区集中，设施养殖主要为建设大型的养殖基地，将牲畜集中进行饲养，以牛、羊为主，配套基础设施和圈舍的建设。以推进畜牧业饲养方式转变和产业化经营为重点，支持建成一批养殖大户、规模化饲养场和标准化畜牧养殖小区，提高畜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和标准化饲养水平。
大力发展舍饲养殖，利用畜牧业天然草场优势，计划发展羊5万只。及我团丰富多样的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打造“牧家乐”，将成为农牧民致富增收的另一重要途径。
在畜牧业发展的过程中，发展方式的转变是畜牧业发展的一场革命。传统畜牧业、放牧养畜延续上千年历史，使牲畜头数的增长，草原面积锐减和草原沙化退化的原因，草原生态遭到破坏。草原矛盾十分充分，解决这一症结的唯一出路就是大力发展舍饲养畜。舍饲圈养不是简单的把牲畜圈起来，而是要充分考虑牲畜的生活习性，通过专业化养殖、集约化经营实现精养增效。
第一，加强棚圈、运动场、青贮窖等基础设施建设，只有解决牲畜日常饲养、生产接羔和保育工作，才能解决好牲畜住的问题。
第二，加强秸秆转化力度，推进人工饲草料的种植。在饲养方式转变中，解决好饲草料是舍饲养畜的先决条件，我团拥有丰富的秸秆资源，玉米制种、常规玉米、冬麦等秸秆作物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能充分保证本团的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树立 “既种又养，以农养牧”的思想，为舍饲养畜创造了有利的资源条件。
为进一步增加牧民收入，发展少数民族民俗与饮食文化，加快旅游业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打下坚实的基础，建立牧家乐。一是民族风俗文化历史悠久;二是饮食文化丰富多彩，美味可口;三是民族娱乐文化精彩无限;四是84团优美的自然风光是游客避暑游玩的好地方;五是84团区位优势明显，距离博乐市9公里，是游客往返必经之地，可谓游客中转站、休息室、加油站。
少数民族特色商品交易中心是目前84团新建的农、牧、副、织产品商务交易平台，是84团成立的一家辐射全团面向全师的以新疆特色农、牧、副、织产品为主导的特色产品交易平台。
依托84团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自然优美的乡野风景、舒适宜人的清闲气候、生态环保的绿色空间、民族文化浓郁，特色民族餐饮的牧家乐、环境优美，菜系丰富的农家乐，在原有特色农业产业基地的基础上兴建休闲娱乐设施，注入旅游元素，为游客提供度假、休憩、游乐、餐饮、住宿等服务，带动我团特色农、牧、副、织产品产、供、销、消在交易平台的全方位对接，力求通过舒适的旅游环境、规范的交易规则和过硬的商品质量的优势，为本团特色产品交易双方构建一个具备集旅游观光、餐饮购物、产品丰富，质量过硬，方便快捷的现货交易场所，全面助推84团实现跨越式发展。
对于不善于经营、管理、养殖、且经济贫困的少数民族牧民职工，引导这些少数民族牧民职工进入我团设施农业及昆虫养殖场、厂、烘干厂、建筑行业等企业，或从事畜牧特色产品销售等方面工作，经过系统、科学、专业的培训，使分流人员能够真正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从而增加农牧民经济收入，为脱贫致富创出一条新路子。
将我团原有“脏、小、乱”小型养殖户进行拆除、淘汰，集中建设规模化、标准化畜牧养殖场进行统一管理、运行、销售。在原有达标的6座养殖圈舍的基础上，2013年新建48座标准圈舍，2014年扩大规模再次新建养殖圈舍15座，共计69座。
第一、依托资源优势，引进龙头企业，采取多种方式建设标准化养殖厂，积极发展特色牛、羊养殖。
第二、逐步实现“三个转变”：牧民职工群众思想观念从传统型向科学型的转变、牲畜产能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牲畜养殖模式从分散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努力实现“促进牧民增收，实现人、畜、自然和谐发展”。
第三、产业链价值链的打造，一条龙的发展模式。1、标准化养殖，真正“抓住”肉食品安全的“根本”，确保肉食品安全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2、通过本团优良的草场资源及农业种植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的玉米秸秆、青贮、小麦秸秆，形成合理行业集中度，通过“以农养牧、以牧帮农”的合理、安全、高效、绿色产业循环。
第四按照竞争优势理论，提出84团畜牧业发展战略构想和建议。一是畜牧业生产要素升级战略。按照初级生产要素、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生产要素的区别，就如何促进生产要素升级提出结构调整战略、科技推动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二是畜产品市场竞争战略。根据需求条件对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带动引领周边区域畜牧业发展，研究畜牧经济国际化战略，分析畜牧生产面对的国际国内二个市场。保证畜产品品质安全是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根本，提出畜牧生产标准化战略和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战略。三是畜牧产业组织优化战略。在体制上提高畜牧业组织化程度，扩大经营规模，通过专业合作组织和行业协会等把畜牧业企业和职工与市场有机联系起来，提高整个畜牧产业的竞争力。四是畜牧相关产业发展战略三牛登陆现代牧业论文范文。发达的相关产业可以更好地带动畜牧业发展。大力发展畜产品加工业，饲料、兽药、畜牧装备业、社会化服务产业。五是调控管理战略。团场有责任调控、扶持、引导、保护畜牧业发展。宏观调控主要以经济和法律手段进行条件，行政手段进行辅助;通过加强对畜牧业投入进行扶持;引导职工进入市场;推行畜牧业保护政策实现。